新城监狱并非时光遗忘的角落而是一座精心打造的、剥离了正常时间流速的孤岛。

高墙电网切割开天空将其染成一种恒定的、压抑的灰色。

在这里白日与黑夜的交替更多体现在牢房铁窗外光线的明暗以及那雷打不动、象征着秩序与禁锢的哨声与锁具开合声中。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消毒水、陈旧墙体以及一种无法名状的、由绝望、戾气和压抑欲望混合而成的气味它无孔不入渗入每一个角落也渗入每一个在此服刑之人的毛孔。

与外界想象的纯粹暴力与混乱不同高度设防监区内的生态更像一潭表面死寂、底下却暗流汹涌的泥沼。

赤裸的武力固然是硬通货但更多时候一种基于信息、背景、刑期长短以及外部资源勾连起来的隐形等级制度在无声地运作。

这里是另一个形态的社会扭曲却自有其残酷的生存法则。

鲍玉佳的“时代”似乎早已随着他被投入高度戒备监区（俗称“黑笼”）而彻底终结。

曾经那个呼风唤雨、气焰嚣张的“鲍爷”如今被单独关押在监控最严密、活动空间最逼仄的区域。

长期的与世隔绝加上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与不甘确实如陶成文所探听的那样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他时而狂躁用头撞击特制的橡胶墙壁发出沉闷的嘶吼；时而陷入长时间的呆滞对着狭小通风口透入的一丝微光喃喃自语重复着过往的“辉煌”与仇人的名字。

监狱方不得不定期给他注射镇静药物并加强心理干预（尽管收效甚微）。

他这面曾经张扬跋扈的旗帜在“黑笼”的侵蚀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朽、风化昔日的爪牙们或已离散或自身难保鲜少再有人提及他的名字仿佛那是一个不祥的禁忌。

然而罪恶的传承从不因个体的湮灭而断绝。

旧的秩序崩解真空地带自然会滋生新的藤蔓。

在这座监狱的普通高度设防监区一股新的、更为隐蔽的势力正在悄然整合。

其核心并非某个单一的、鲍玉佳式的暴力狂徒而是一个若隐若现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延伸则直接勾连着外界那个刚刚重获“新生”的孙鹏飞。

张帅帅这个鲍玉佳时代遗留下的典型暴力符号被分在劳动强度最大的监区。

他肌肉依旧贲张眼神里的凶悍未曾完全消退但失去了鲍玉佳的指令和团伙的支撑他更像一头被拔去爪牙、困于铁笼的野兽。

繁重的体力劳动消耗着他的精力严格的监管限制着他的行动他只能凭借残存的凶名在有限的范围内欺凌个别怯懦的囚犯获取些许低级的利益（如多一份饭菜几根劣质香烟）。

他的思维简单路径依赖深入骨髓内心深处仍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获自由再次凭借拳头打出一片天地或者至少能攀附上新的“大树”。

这种迷茫与潜在的依附性使他成为某些有心人眼中可供利用的“钝器”。

与张帅帅的直白不同陶成文和曹荣荣这类人则如同暗影中的鬣狗更擅长在制度的缝隙间嗅探机会。

陶成文凭借其谄媚精明的本能入狱后不久就试图寻找新的依靠。

他很快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刑期较长、但在监区内有一定影响力或者像他一样与外部仍存在某种隐秘联系的犯人身上。

曹荣荣作为鲍玉佳旧部中较为“边缘”但同样狡猾的存在与陶成文几乎是一拍即合。

他们清楚单打独斗在监狱里难成气候必须“抱团”必须寻找新的“资源”。

而资源恰恰是孙鹏飞即便身陷囹圄也能通过各种隐秘渠道输送进来的东西。

虽然孙鹏飞本人已假释出狱但他留下的影响以及他通过复杂手段（如委托特定律师、买通个别管理环节）维持的与监区内某些人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这条若有若无的线被陶成文和曹荣荣敏锐地捕捉并试图牢牢抓住。

他们知道孙鹏飞的“资本”和“头脑”远非鲍玉佳可比即便他人在外面其能量依然能辐射到这高墙之内。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黄国健这个试图在监狱中彻底隐形、用沉默和服从换取刑期平稳度过的前技术人员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黄国健被分在相对规范的劳动监区负责监狱内部一些设备的简单维护。

他技术扎实做事认真不拉帮结派也从不主动惹事。

他刻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应付日常劳作和应对不定期的思想汇报。

他最大的精神支柱是儿子寄来的寥寥数语的家信以及那张被摩挲得有些发旧的照片。

儿子的成长是他洗心革面、争取减刑、早日团聚的全部动力。

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忍耐就能熬过这段漫长的刑期彻底告别噩梦。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先注意到黄国健“价值”的是陶成文。

在一次跨监区的联合劳动（一种基于表现良好而获得的、有限度的集体活动）中陶成文目睹了黄国健熟练地修理好了一台出现故障的烘干设备解决了监区的一个小麻烦还得到了管理人员的随口表扬。

陶成文那双精于算计的小眼睛立刻闪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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