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恭敬地向大师行了一礼然后迫不及待地抛出问题：“大师严嵩在民间的形象多是大奸臣可我觉得历史人物似乎不该如此简单定义您能给我讲讲真实的严嵩吗？” 大师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他的声音沉稳而温和：“你能有这样的思考很好。

严嵩这个人物确实复杂不能仅依据民间演绎来评判。

我们不妨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你知道严嵩25岁就中了弘治十八年的二甲进士还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可后来却因病归乡调养了十年这段经历民间传说是他不满腐败辞官你怎么看？” 我思索片刻后回答：“我觉得民间说法可能有夸大其道德层面的考量毕竟历史往往容易被理想化。

” 大师点了点头：“你说得对。

从史实来看明代翰林官的月俸仅5石米换算到现在大概750斤这点俸禄根本不够支撑京官在京城的开销。

而且严嵩在隐居期间创作了《钤山堂集》诗中‘岂曰忘世荣守道固所钦’就反映出他只是处于政治蛰伏状态并非真的想远离仕途。

再看时间线正德年间刘瑾专权从1506 - 1510年这刚好是他隐居的时期避祸的成分远大于道德坚守。

”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他后来1516年复出这背后又有什么政治背景呢？” 大师喝了口茶缓缓说道：“严嵩复出时已经37岁了他选择这个时机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政治局势。

杨廷和集团主导新政急需新生代官员注入活力；同时他的江西同乡费宏时任礼部尚书对他有所提携；再者正德皇帝怠政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这对严嵩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

” 我接着问：“了解了他的早年经历那严嵩后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贪腐的呢？” 大师神情变得严肃：“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制度性问题了。

先说明代的俸禄体系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月俸87石递减到从九品就只有5石。

实际购买力换算一下首辅的月俸也就值白银44两因为当时1石米约等于0.5两白银。

严嵩任礼部尚书的时候1538年他单次接待琉球使团的开销就需要300两这远远超过了他一年的俸禄。

” 我惊讶道：“这样看来俸禄确实难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社交和公务开销。

” 大师继续说：“没错这还只是一方面。

到了嘉隆万时期财政出现了异化。

嘉靖朝太仓银岁入从200万两增至500万两可皇帝热衷于斋醮每年耗费120万两。

严嵩为了迎合皇帝也为了自身利益发明了‘羡余’制度就是地方要向中枢输送正税之外的‘孝敬’这就形成了系统性的分赃机制。

1562年抄家时清单显示他藏银200万两这相当于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可见其贪腐程度之深。

” 我不禁感叹：“制度的缺陷和财政的混乱确实给了严嵩贪腐的土壤。

那从权力异化的角度又该如何理解严嵩的行为呢？” 大师目光深邃说道：“这要从嘉靖帝的统治说起。

嘉靖帝20年不上朝通过‘票拟 - 批红’体系操控朝政。

严嵩抓住机会创造了‘青词政治’把宗教仪式变成了权力通道。

内阁首辅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成了皇权的白手套自然就有了寻租空间。

” 我追问道：“除了皇权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导致权力异化吗？” 大师回答：“当然士大夫集团的结构性溃败也是重要原因。

16世纪的科举制造就的官僚体系出现了‘逆淘汰’现象。

像正直官员杨继盛年俸连基本的养廉都不够；而攀附严党的人只要花‘买官银’比如知府5千两就能快速晋升。

1550年庚戌之变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因为隶属严党不敢调兵这就充分暴露了军事系统的腐败。

” 我思考片刻后说：“感觉严嵩的贪腐不是个例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

” 大师点头表示赞同：“你说得很对。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指出‘道德代替法律的统治终将导致整个文官系统的双面性’。

严嵩现象本质上是绝对皇权下‘合法伤害权’的变现过程。

从张璁到严嵩再到张居正首辅权力越大贪腐越严重这印证了孟德斯鸠‘权力导致腐败’的论断。

” 我感慨道：“没想到严嵩的背后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的必然。

那从当代视角来看严嵩的这段历史有什么警示意义呢？” 大师语重心长地说：“当权力监督失效、制度约束缺失时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都可能沦为体制的共谋者。

严嵩的悲剧不只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揭示了专制集权下官僚体系的自我腐蚀定律。

正如史学家韦庆远所说：‘严嵩是跪着造反的权臣他的贪腐是皇权阴影里开出的恶之花。

’当代社会我们要重视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

” 我起身向大师深深鞠了一躬：“感谢大师的教诲让我对严嵩和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 大师微笑着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希望你能从中学到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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